英国小型核电厂的发电成本类似海上风力发电

然而，我们在探讨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否应当适用不同于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规则时，却分明是以行为人已经对违法性发生了误判为前提的。

[22]［美］黄宗智：《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总序。在此情形下，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海外中国学的党规研究话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政党理论研究主要以宏观政党制度为研究对象，很少有对政党规范、政党法制和党内法规的专门论述。但如何才能增进法学家的话语自主表达、特色塑造和有机转化能力？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需要外力协助时，民族主义又会喷涌国际主义情怀，以西化的民族国家理论为权力扩张的正当性鼎力申辩。[43]参见付子堂：法治体系内的党内法规探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3期，第22页。在中国学术研究高度建制化的背景下，官方主导的政法话语具有相对于私人学术话语的天然优势，即使某些学者特立独行，发展出标新立异且富有影响的话语范式，也很快会在支配性政法话语的选择性传播中异化流变，或者实质上就是一种主流话语的非常态诠释。

即使是对政党内部法规的研究，也未形成稳定的研究范式和话语模式。[7]新文化运动后，西学和中学的对立逐渐打破，诸如真理、民主、科学、社会主义、权利等西方话语经过选择性吸收和学习，逐步为国人转化与重构。【注释】 [1]在韦伯看来，常规是风俗的一部分，指特定群体的共同意见，以不同意的方式对抗偏差。

秩序正当性的获取，依赖于行动者的行动具有规律性、稳定性和一致性，并指向某种规范。{8}946可见，形式理性法的工具理性摒弃了实质性因素和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较强的亲和性关系。{8}880适用于商业契约的《德国商法典》，调整的对象是法人，并不是具有身份特征的群体，适用商法的人员范围就是决定于纯形式的标准，而在其他方面则要依据特定交易想要达到的经济目的来划界。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要求法律必须具有可预期性功能，因为只有这样，法律才会被人们相信并遵守，获得了认可的法律才具有正当性，当所有社会行动均指向法律时，就形成了法秩序。

所谓行动意指行动个体对其行为赋予主观的意义……‘社会行动则指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到他人的行为，而且指向其过程的这种行动{6}20。从秩序正当性的视角审视法律理性化问题，首先是将法律作为一种秩序存在，研究法律的经验妥当性问题。

不只如此，此种意义解明——一如我们所熟知的宗教伦理的体系化——现在试图全面将当事者相互间的关系建立在其行为的内在核心，亦即‘心志的基础上，也就是将法律结果联结于非形式的要件事实上。事实上，韦伯在对西方法律思维和实践进行研究时，已经发现了形式理性的局限性。林端通过文化内和文化间的比较，批判韦伯采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方式进行法律比较，造成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误判(林端，2002)。原本以为，形式理性可以给予人们更多的自由，如今却陷入了一个新的铁笼之中。

法律理性化取决于法律思维理性化朝向何方，法律思维的理性化意指法律思想的成熟和法律实践的合理性。三、法律的理性化及其正当性 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和法律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是一脉相承的，行动理性化和法律理性化均是社会理性化的重要环节。{10} 在韦伯看来，西方社会的现代性体现在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形式理性取代了实质理性。比如，上文提到的基于习惯刺激的条件反射性的传统行动，如果有意识地加以维持，就可能接近于价值理性的行动。

较早介绍韦伯法律社会学思想的特鲁贝克(Trubek)认为，理解韦伯的法律理性化思想必须充分理解韦伯所讲的形式理性，即从一般性和差别性去理解形式和理性，形式理性法具有较高的一般性和差别性。依据上述法律实务技术手段的划分，产生了韦伯法律社会学中法律制度的四种理想类型，按照其方法论，这四种理想类型不是历史现实的阶段性存在，而是韦伯进行法律制度类型学分析的基础。

五、结语 韦伯并非没有注意到理性化可能带来的非理性，其著名论断理性的铁笼(Iron cage)已经透露出韦伯的悲观情绪。法律与常规[1](正当秩序的类型之一)的区别在于法律有专门从业人员在维持秩序，而仅依风俗习惯或利害状况的，不是法律，法律常常以目的理性的态度界定其伦理特质，其伦理性明显低于风俗习惯。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M].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郑戈.法律与现代人的命运：马克斯•韦伯法律思想研究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4}DAVID. M. TRUBEK. Max Weber on law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J]. Wisconsin Law Review, 1972. {5}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6}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顾中华，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7}马克斯•韦伯.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M].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8}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9}哈罗德•伯尔曼.韦伯法律社会学的若干错误前提[J].刘东，译.比较法研究，1994，(3-4). {10}STEPHEN M. FLEDMAN. An interpretation of Max Weber's theory of law ：metaphysics, economics, and the iorn cage of constitutional law[J]. Law and Social Inquiry, 1991. {11}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期刊名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3 进入专题： 马克斯·韦伯 秩序正当性 法律理性化 。西方现代法律在理性化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排他主义和反形式主义趋势。大陆学者苏国勋认为韦伯的合理性最初是指基于实践理性的近代西方法律体系的本质属性。{4}哈贝马斯同样认同韦伯的法律理性化思想，并把法律的形式理性视为韦伯法律理论中的重要部分，也正基于此，他看到了形式理性所带来的困境，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试图解决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矛盾。亦即行动者可能服从于传统风俗、情感或价值信仰，也可能服从于合法性的成文规定。传统型支配通过传统权威或支配者的自由裁量赋予正当性基础，人们服从的是传统家长制中权威者的命令或依据风俗习惯而成的判例。

也正是基于此信念，韦伯将其方法论中的价值关联(value relevance)、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和理想类型(ideal type)运用到秩序正当性和法律理性化的认识中来，具体表现在：价值关联、解释性理解被运用到秩序正当性问题中，即行动者出于什么动机做出行动，通过什么方式给予其正当性的效力，如何对此行动的动机给予理性的理解。{11}韦伯之后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导致价值的多元化，那些终极的高贵的价值仅存于宗教式的神秘生活和个人友爱之中，世俗社会中价值多元化导致人们信仰的迷失，再辅以形式理性的日益高涨，人们将目的手段化，为了追求效益最大化，全然不顾伦理道德和生活意义丧失、生态环境恶化、可用资源枯竭等问题，或言之，这或许就是理性化本身的非理性。

譬如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界定，引起很大争议，黄宗智通过对清代司法档案的调查，否定了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实质非理性的界定(黄宗智，1999)。从正当性的基础可以看出，对正当性的理解关键在于信念，不管是基于传统或信仰，还是成文的法律规定，其正当性的获取来自于对某一规则的相信。

这说明，一种按照理性规则并具有可计算性的法律制度对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意义重大。行动者在赋予行动意义时，会考虑秩序的正当性，同时也会顾及秩序正当性的效力。

可见，法律之理性化是法律思维与实践理性化的结果。在对西方法律的发展进行了历时性考察后，形式理性是韦伯认为法律理性化的重要标志。除此之外，韦伯认识到，他运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对法律进行类型划分，虽然便于进行比较研究，但是当理想类型未能解释历史现实的若干重要因素时，就会回到启发或分析的价值中来{9}。上述的行动类型只是建构出来的概念上的纯粹类型，在现实中并不是单一指向的，只能说现实的行动接近不同类型行动的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某一种类型，其中必然掺杂了其他类型的要素。

在对德国法律进行考察时，韦伯认为，德国的法律思维习惯源于德国和欧陆的法律理论，其法律思想受历史法学派影响很大，特别是对罗马法精神的继承，罗马法的理性来源于自然法思想，罗马法的编撰据以理性精神，因为罗马人将逻辑推理和社会经验结合起来，开始划分公私法和法律体系化建构。而当价值理性的行动，不只是顾及自身价值，开始有目的指向时，也可能转向目的理性行动。

韦伯以法律实务技术类型对法律进行了类型划分，主要是从法创制和法发现两个维度进行类型划分，由此考察法律的形式性和理性。法理型支配通过体系化的、具有首尾一致性的法律规范赋予正当性基础，人们所遵守的是经过严格逻辑推理、技术手段处理，并由官僚化的行政机构或专门法律从业人员进行强制实施的法律，法秩序的正当性也取决于此，因为只有当秩序正当性本身需要强制保障时，此秩序才被称为法律。

其次，从社会行动理论出发，研究行动的几率对社会秩序形成的重要性。总览上述学者的研究，对形式理性法的考察，目的是研究韦伯理性化的思想，相比较而言，林端对韦伯的法律思想研究更具体一些。

如韦伯所言：我们所理解的‘法律，只不过是一种‘秩序，只是这个秩序的经验妥当性之得以实现的机会，还得到某些特别保障而已。韦伯认为西方法律担纲者所受的法律教育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行会式的教育，这是典型的经验式法律教育，它注重以判例的方式处理法律问题，不关切法律本身的体系化和理性化，这种法律教育所形成的法律思维不可能产生理性的法律理论，因此也不会进行严格逻辑意义上的法律推论，促生形式理性法。法律的体系化和理性化是资本主义永续经营的前提条件之一，但是，在近代西方法律发展中，实质理性的复归正在破除形式主义的束缚。韦伯偏爱前者，是因为对一个典型的行动所作的因果性诠释，意指其被宣称的典型的过程，既可以在意义上妥当地展示出来，又可以因果妥当地确认{6}13。

若欲甄别理性化在文化史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差别的特征所在，那么首先要问：哪个生活领域被理性化了？朝哪一个方向理性化？{1}理性化是韦伯学术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以理性化为切入点，理解韦伯学术思想是一种比较妥当的进路。显然，法学家固有的逻辑思维与利害关系者以伦理或经济利益的取向发生了冲突，双方不会达成共识，也不可能妥协，纵观历史亦是如此。

西方法律的发展，迈向了韦伯意义上的形式理性，形式理性具有客观性，表现为可计算性，具有首尾一致性的法律体系提高了可预测性，不仅使法律自身成为一种秩序，也有效保障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2}323如财货交易对诚信的心志伦理依赖性增强，在刑法和私法领域内，不管是出于功利的或伦理的刑罚，还是交易中的良俗，法的理性化也将心志凸显为固有的重要因素而全面取代了按外在判准的事务评量{2}324。

如果严格按照韦伯对法律理想类型的分类定义，可以看出，韦伯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即形式理性法是否是理性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此时，实体权利的重要性便成为一把不可或缺的标尺。